在伊朗、中国和其他地方，特朗普政府把激进的经济国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但往往又缺乏明确的外交目标。除非经济国策被作为一项连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否则施行这些措施或许可以成功地施加经济压力，但不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不仅如此，如果美国的行动没有达到高度原则性的标准，就有可能损害经济国策背后的实力之源——美国经济独特的全球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来自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美元地位以及美国市场的吸引力。

经济武器应该被谨慎使用，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它的代价。作为军事力量的一种替代，经济武器是对抗恶性活动(如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扩散等)以及经济威胁(如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它们的效力恰恰是我们应谨慎使用它们的原因，同时其目标应当是确保我们的政策工具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有效。

使用经济武器本身不应该成为目的(如果有过这种情况的话)。仅仅依靠经济压力并不能促使其他国家结束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支持恐怖主义或核武器扩散。相反，当作为外交战略的一部分使用时，制裁和其他政策工具能够提供谈判筹码，以说服一个主权国家改变恶意做法，从而换取经济施压政策的解除。

在美国财政部，我在考虑制裁行动和类似措施时采用了三项基本原则。首先，争取国际社会对制裁的广泛支持可以使压力最大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的溢出效应。第二，一项行动的目标必须包含一种确定的解除预期，即如果对方针对改变其行为的要求做出让步，施压政策会被解除。最后，严格和高度原则性的执行是必不可少的。

现任政府已经颠覆了这些关键原则。单方面和不可预测的制裁使我们的盟国经常质疑这些行动的基础，并在决定是否合作时感到不安。我们必须保留单独行动的权利，但只有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绝对必要时才可以这样做。

说到可预测的解除路径，最近的行动缺乏明确的强制逻辑——即如果不良政策被改变，制裁措施的解除路径。单靠经济上的痛苦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路线图以及与主要对手(例如伊朗)的外交接触，我们不大可能结束该政权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也大不可能通过谈判恢复一项阻止核武器研发的协议。

当我们的目的混肴不清时，我们政策工具的效力和被外界认知的合法性就会受损。例如，借由不够明确的国家安全理由对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实施贸易限制；或以安全威胁为由向对手实施阻止外国技术的措施，然后将解除这些措施作为在贸易谈判中获得商业优势的筹码。最后，借助不充分的理由，同时通过削弱甚至针对盟友，本届政府削弱了国际合作伙伴的决心，而我们需要他们的合作来解决政策漏洞和政策规避问题。

过度使用与战略脱节的经济政策工具，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也会损害那些依赖于这种主导地位孕育出的稳定繁荣的企业。虽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中心地位没有直接的替代者，但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目前的方法可能会加快人们创造新选择的努力。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寻求与伊朗建立我们无法触及的贸易机制。同时，如果美国放弃其作为全球标准制定者的角色，转而采取纯粹基于眼前商业利益的行动，或者不采取联合盟友的外交方针，非美元货币结算可能会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

随着商业壁垒的增加，商业信心受挫也就不足为奇了。商业领袖们不愿意投资于明天可能无法运转的设施和供应链。那些生产或买入商品并预期能够销售这些商品的公司，面临着潜在客户圈缩小的不安前景。贸易摩擦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共同引发了人们对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巴尔干化”的担忧。当一个世界中存在两种相互竞争、互不兼容的体制，这不仅会阻碍商品和思想的自由流动，而且会破坏全球繁荣。

经济国策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引发担忧的最重要原因应会把商业领袖和决策者们团结在一起——那就是经济和安全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果我们任由我们的经济关系变得脆弱和紧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很快随之而来，导致我们走向一个不那么安全的世界。

为时不晚的是，恢复我们的国际关系，并表明美国致力于捍卫其安全和经济利益——实现的方式不仅是推广、也要遵守我们帮助设计的规则。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美国将面临全球领导地位和经济实力之源被削弱的风险。

雅各布·J·卢(Jacob J. Lew)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和公共事务客座教授，也是投资公司Lindsay Goldberg合伙人。他曾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翻译 | 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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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barronschina)原创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英文版见2020年2月19日报道“Trump’s Policies Overuse America’s Economic Weapons. U.S. Economic Power Is a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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