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上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一职后不久，就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在她上任的头五个月里，这位来自保加利亚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应对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澳大利亚发生的山火等自然灾害这些问题，还包括近期出现的给业已疲软的全球经济带来冲击的新冠病毒疫情。全球性的协调行动是IMF是核心任务，但当前人们对IMF核心任务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格奥尔基耶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对眼前出现的一系列挑战的。

格奥尔基耶娃来自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保加利亚的金融体系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她经历过IMF纾困计划在保加利亚的实施，这是她和IMF前几任总裁的不同之处。

被看作是“最后贷款人”的IMF的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对189个成员国的经济健康状况进行监督。格奥尔基耶娃把IMF的这一角色比作“家庭医生”，她认为，在全球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IMF的这一角色更加重要。

虽然曾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担任高级职位的格奥尔基耶娃不打算放弃IMF的这一职能，但她同时也希望IMF能更多关注政策对人们的影响，尤其是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巴伦周刊》近日对格奥尔基耶娃进行了电话采访，和她探讨了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包括新冠病毒、世界日益分裂之际IMF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切实推动性别多样性。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内容。

《巴伦周刊》：现在各国越来越关注自己本身，很难就任何事情和别的国家达成共识，你认为在这一背景下IMF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格奥尔基耶娃：现在全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错综复杂，与此同时，各国在共同维持一直以来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经济合作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积极与会员国接触，准确评估我们的前进方向和需要克服的障碍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面对的世界更加支离破碎，也更容易受到冲击。气候变化和气候问题带来的冲击产生了一系列风险。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发生了严重的山火，现在新冠病毒又引发了全球担忧，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也比以前更高了，一个国家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在这种大环境下，不确定性增多阻碍了投资，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减少私营部门和政府决策者面临的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巴伦周刊》：IMF是怎么做的？

格奥尔基耶娃：去年10月，我们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给全球GDP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量化评估，全球GDP因为这一问题损失了0.8%，即7300亿美元，而其中只有0.3%的损失是关税问题造成的，另外0.5%是不确定性造成的。我认为，这一发现显然帮助中美双方克服了紧张局势。

《巴伦周刊》：目前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新冠病毒带来的，全球经济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非常大的时期。今年年初，我们曾对全球经济增长情况做出了比去年更为乐观的预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幅将从2019年的2.9%小幅温和升至3.3%。然而新冠病毒的爆发加大了不确定性，事实上我们很可能在4月份《全球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中下调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预期。由于疫情发展迅速，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预测其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TO)称目前仍有机会遏制疫情发展，经济受到的影响也会较为温和，因此在了解更多情况之前，IMF在做预期时会非常谨慎。

《巴伦周刊》：投资者已经开始期待各国出台经济刺激措施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你认为会发生什么？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坚信，如果经济从疫情中恢复所需的时间比目前预计的要更长，那么各国应该采取同步行动，甚至协调行动。一旦不再需要大规模的疫情控制措施，那么宏观经济支持措施对于稳定信心和支持增长可能至关重要。但在采取措施时必须目标明确、程度适中，我们有必要保持警惕，适当地调整措施。

我们知道中国拥有实施财政刺激措施的空间，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能力这样做，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我们认为，各国很快会采取行动，全球价值链会出现调整。但目前我们显然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中，IMF对增长的预期有可能受到更多下行压力。

《巴伦周刊》：除了新冠病毒，你认为还存在哪些风险？

格奥尔基耶娃：目前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造成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债务水平都有所上升，这是因为资金成本低廉时借贷需求旺盛。我们还没有观察到低利率环境推动投资增多，举例来说，美国的实物库存正在“老化”。在低利率环境下，原本应该出现更多投资，但我们看到的是更多并购。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还看到，对收益率的追逐导致风险上升，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我们希望监管机构能够更多关注这一现象，我预计他们会这么做。我们还希望各方更加关注长期维持低利率存在的风险。

《巴伦周刊》：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的环境政策和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你一直在谈论气候风险，但并不是所有人（包括特朗普政府）都认为这是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你要如何说服他们现在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呢？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观察到企业界和投资界已经开始给予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更多关注，也做出了更多承诺。黑石集团(BlackRock)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向他所投资的公司发出的年度信函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这其中有两个原因：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已经成为最容易受气候冲击的国家和国家内部社区的一个重要因素。保险公司已经在发出这样的信号：在某些地区为你的财产上保险可能会有问题。我们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

此外，我们已经让全世界意识到了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以各种形式为碳排放定价，其中欧盟(EU)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这意味着，搁浅资产（碳）的风险正被纳入投资决策和金融机构对资产负债表的评估。对IMF而言，我们必须帮助金融机构准确评估这种风险，即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短期内带来的风险，同时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制定衡量标准。

《巴伦周刊》：如果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不参与进来，IMF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格奥尔基耶娃：总是有人说这两个大国没有参与进来，其实拿美国为例，美国一些州和公司以及大量的个人都认为有必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我一直都在对美国说，你们应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因为你们已经成功地减少了碳排放量。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留给我们去扭转形势的时间并不多，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积极的一面。

《巴伦周刊》：IMF有关为碳排放定价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你们的观点有什么改变吗？

格奥尔基耶娃：之前我们可能认为有碳排放协议这样的工具就足够了，但现在，虽然为碳排放定价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更具前瞻性，利用起所有可用的工具。我在看待对碳排放征税带来的意外后果时也更加现实，对于减少或消除任何不利副作用影响的措施，我们需要更加深思熟虑。例如，瑞典在以一种公平、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方式实施碳排放税方面就做得很成功。瑞典从1991年开始征收碳排放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减税措施，从而抵消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1995年以来，这一政策转变帮助瑞典减少了25%的碳排放量，与此同时，该国经济增长了75%以上。

《巴伦周刊》：近期你一直在中东谈论性别平等的问题。在美国，从事金融和经济工作的女性仍然不多，你认为缺失的那个环节是什么？

格奥尔基耶娃：在经济学领域，女性寥寥无几。现在学习经济学课程的女性数量正变得和男性数量相当。但只有领导层才能推动这一进程。虽然我非常尊重那些主张性别平等的男人——例如“他为她”(He For She)这样的运动——但我们也需要“她为她”(She For She)这样的运动。我们需要一大批担任高级职务的女性为其他女性敞开大门，帮助指导年轻女性，这正是IMF正在做的。

第二点，我们必须给予提高女性权益时存在的客观障碍更多关注，例如提供更多、更经济的早期儿童保育。IMF提出雇主提供1.2万美元（用于儿童保育）的补助，这样的雇主对女性的吸引力就更大。我们还必须确保灵活工作时间得到落实，而不仅仅是一纸空文。灵活的工作环境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对女性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在性别平等对经济的贡献方面做得越多，就会越有帮助。但所有措施必须是实用的，我们建议各国制定提高女性权益的财政政策。

《巴伦周刊》：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可以做到这一点？

格奥尔基耶娃：例如，对家庭中女性的收入征税不应该打击她们的积极性，这意味着政府预算还应该支持对早期儿童发展的投资。此外还应该仔细考虑基础设施投资，让女性更容易参与经济活动。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我们在孟买提供了女性专用通勤列车车厢，因为那里的女性经常受到骚扰和攻击，只有感觉到安全，她们才会去工作或学习。

《巴伦周刊》：感谢接受采访。

翻译 | 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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