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经济学家在研究了1918年大流感后发现，大流行病会抑制经济，但公共卫生干预却不会。

美联储经济学家塞尔吉奥·科雷亚（Sergio Correia）和斯蒂芬·勒克（Stephan Lu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埃米尔·弗纳（Emil Verner）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受1918年大流感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经济活动持续地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研究小组发现，早期就开始实施广泛干预措施的城市，比如社会疏离政策，在大流感平息后，经济活动有了更好的反弹。

“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流行病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NPIs（非药物干预）可以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果和更低的死亡率，”科雷亚、勒克和弗纳写道。

越来越多的州和地方官员封锁了美国各地，并限制商业活动以控制此次冠状病毒的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曾说，他将在4月12日之前解除限制，但他在上周日（3月29日）晚上表示，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说服了他不要这样做。目前直到4月30日，联邦政府关于社会疏离的要求仍然有效。

截至周一（3月30日），已有14.3万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毒，并有超过2500人死亡。最近几天，美国的死亡率上升到了1.7%左右。

基于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Spanish Flu）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发现，受影响较严重的地区，制造业就业和产出、银行资产和耐用品消费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大。他们估计，按照平均风险水平计算，疫情导致一个州的制造业产出下降了18%，而受影响地区的银行坏账率也有所上升，反映出企业和家庭违约率有所上升。这种下降趋势持续存在，与受影响较小的地区相比，受影响较大的地区直到1923年仍然处于低迷状态。

研究小组说，从理论上讲，大流行期间政府干预的经济效应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其他因素都平等的前提下，受限制的社会互动抑制了任何依赖于这种互动的经济活动。但他们指出，在一场大流行病中，如果没有诸如家庭减少消费和减少劳动力供应以降低患病风险等措施，经济活动也会减少。因此，在限制消费者和商业活动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同时，这些限制措施可以解决与抗击疾病传播有关的问题，并减轻与疫情相关的经济破坏，经济学家写道。

干预时间较长的城市死亡率较低，并且最终的经济增长率会较高。对于那些短期内就放松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地区，情况则正好相反。“这表明NPIs（非药物干预）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并没有减少经济活动，”科雷亚、勒克和弗纳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中期内干预时间较长的城市经济增长较快。”

通过比较1918年大流感期间非药物干预措施的速度和积极性，研究小组发现，早期有力的干预措施并没有恶化经济衰退。事实上，在1919年疫情结束后，那些更早、更积极地进行干预的城市反而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和产出以及银行资产的相对增长。

此外，这种影响在经济上是相当可观的。例如，某个城市提前10天对大流行病的到来作出反应，在大流行病过后，制造业就业增加了约5%。与此同时，研究小组发现，额外实施50天的限制措施，会使制造业就业人数在疫情后增加6.5%。

用1918年的教训来推断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是有明显局限性的。这个世界以及全球经济已经不同了。由于缺乏更高频率的数据，经济学家们指出，他们无法确定干预措施对减轻疫情造成的不利经济后果的确切动力和机制。

然而，他们表示，在现有数据中发现的模式表明，及时和积极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可以限制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另外，一些流行病学家还发现，早期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可以降低死亡率峰值，平缓曲线，降低累积死亡率。

对于此次疫情爆发的研究有什么结论？研究小组说，已经有证据表明，他们（对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结果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有相似之处。台湾和新加坡等迅速实施限制措施的政府，不仅限制了感染人数的增长，而且似乎减轻了疫情造成的最严重的经济混乱。

“总而言之，我们的证据表明，对经济造成冲击的是疫情和相关死亡率的飙升。从某种程度上说，非药物干预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死亡率——的一种手段，它们还可以挽救经济。”经济学家们总结道。

翻译 | 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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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周刊》(barronschina)原创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英文版见2020年3月31日报道“What the 1918 Flu Can Teach Us About Avoiding an Economic Mel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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