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把沙滩上的沙粒倒到一个锥形的沙堆上。这堆沙子越堆越高的同时，它也越来越接近一个临界状态——这种状态下，再多一粒沙子就可能导致沙堆的滑坡，甚至是崩塌。就像沙堆一样，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相互作用组成的复杂系统。相互依赖和提高效率的驱动力使经济全球化达到了临界点。而如今，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正在引发一系列可能导致经济全球化崩溃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许多优势，例如联通性和相互依赖性的增加，也会带来风险的增加，例如病毒的传播和自给自足生产必需品的缺乏。当经济全球化被视为一个包含巨大利益和系统性风险的复杂体系时，就有可能更清楚地思考如何管理这些风险以防止系统的崩溃。这些选择可以包括如减少对系统内特定节点的集中依赖，或增加基本供应的冗余以促进更强大的恢复力等在内的各种改革。

沙堆实验来源于物理学，被用来解释复杂系统是如何自我组织进入临界状态的。这些系统由许多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也不完全具有可预测性。物理学家无法预测什么时候加入一粒沙子就会引发崩塌，或者这个崩塌的规模会有多大。

在《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s）一书中，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解释了两个因素是如何增加复杂系统中发生灾难性风险的机会。首先是相互联系的层次和类型：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越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越不确定，系统的交互复杂程度也就越高。试想把一种新的捕食者引入到一个环境中可能会产生的无数影响。

其次是联系是否紧密耦合。某些影响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因素可能会导致通过系统的级联效应。如果一个序列中的项目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或以一个特定的顺序进行组合，或者如果在发生延迟的时候没有备份供应或没能找到替代的方法，则系统是紧密耦合的。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日程排得满满的，那么一次预约的延误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这两个方面——交互的复杂性和紧密耦合——都适用于经济全球化。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原则的影响下，借助于技术进步，国家和公司重组生产，以便专门生产各自最擅长的产品，并购买其余的产品。因此，从必需品（如食品和医疗用品）到生产投入（如汽车零部件），他们越来越依赖全球供应链。与此同时，许多制造商采取了”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交付关键部件的做法，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是紧密耦合的，增加了冲击通过供应链传播的可能性。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暴露这些相互依存和效率导致的一些弱点，在全世界造成一连串的冲击。在物理层面上，病毒是通过个人接触传播的，所以它通过人们的会面和旅行（一种传播媒介）传播，特别是在大型枢纽地区（如全球的城市和主要机场，这些枢纽成为超级传播的节点）进行传播。为了减少这些流动，各国政府正在限制国际旅行，并将人们隔离起来。虽然这些政策在控制病毒方面是有效的，但是这些限制措施导致了从航班到餐馆就餐、再到健身房的各种需求的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商品流动被切断或减少，整个世界都在目睹真正的供应问题。由于缺少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世界各地的汽车制造商不得不暂停生产。电脑和手机的生产量直线下降。非专利药物的主要供应商，如印度，也无法继续生产，因为这些药物所依赖的80%的活性药物成分必须从中国进口。

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许多国家为保证对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的服务，对某些医疗用品实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供应不足，订单无法完成，工人被解雇，这影响了需求。在整个经济层面，同时出现的供需冲击给许多经济体带来了巨大压力，对各国政府如何进行干预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始于中国武汉的一场小规模病毒疫情的爆发，由于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互连密度及其耦合的紧密程度，无论从物理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此外，全球化系统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没有人能够预测此次疫情的全面影响。

这次大流行病引发的经济危机会像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教授所担心的那样，导致社会崩溃吗？随着各国和各公司决定恢复生产，并强调恢复能力和自给自足，而不是经济效率和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的沙堆会完全崩塌吗？亦或是，这场大流行病会导致一场温和的雪崩，从而为一个更加平衡、更加节制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提供基础？

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牢记经济全球化的双面性是至关重要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使数亿人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我们对疫苗的最大希望在于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开放交流。全球化还有助于使具体国家面临的风险多样化：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完全依赖国内生产获取基本物品，那么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它就会完全处于脆弱状态。

但是，许多在传统意义上被肯定的经济全球化的元素，包括联通性和效率，同时也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其中的问题可能通过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级联效应，这是一种被伊恩·高登（Ian Goldin）和迈克·马瑞萨森（Mike Mariathasan）称之为“蝴蝶缺陷”（butterfly defect）的特性。这种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很明显，源自美国的有毒债务风险迅速通过深度交织在一起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复杂体系，使我们能够以更系统的方式思考如何通过降低临界值和增加弹性来管理这些风险。

在完全自给自足或深度相互依存这两个极端之间，各国应采取谨慎平衡的办法，在充分利用开放市场的同时，提高国内和区域对特定物品，特别是必需品的供应能力。完全自给自足和完全相互依赖都有风险，因此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多样化的平衡。

由于市场往往认为冗余只会对短期经济效率产生完全负面的影响，监管机构应考虑要求提供一定程度的后备支持，以确保经济的恢复能力。认识到需要更好地储备口罩和呼吸机，以及提高医院的应急能力是在提醒我们，效率太高也可能是一件坏事。但这种效率和弹性价值之间的重新调整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从食品储备到特定制造能力，再到医院的标准运营能力等其他领域。

它还反映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类似调整，当时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化水平（降低短期经济效率），以降低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增加中长期恢复能力）。

虽然这次疫情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效率和弹性之间的权衡上，但是一种关注系统性风险的方法也会促使人们考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其他风险。减少全球系统的某些相互依存的复杂性并使之透明化是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它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复杂的金融交易和不透明的供应链来说，这一点是正确的。银行业的危机还表明，提高透明度对于更好地理解复杂性以及识别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个国家也认识到了病毒在不同国家造成影响的透明度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努力减少对全球系统主要节点的依赖，并确保在物理和虚拟空间分开之处建立备用系统。例如，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像纽约或伦敦这样超联通的全球性城市被一场大地震或恐怖袭击摧毁，那么全世界都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我们应该少关注专业化的好处，多关注适应性的价值。适应性可以借助于技术的进步，比如3D打印技术，这种技术已经被用于为意大利的医院制作口罩。让耦合效应松弛一些也会为适应性创造更多的空间。

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也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因此各国需要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来实现有管理的相互依存。这并不意味着从高度全球化的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去全球化的极端；而是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更为温和的办法，在效率和弹性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各国仍然会希望联合起来，只是不会那么紧密了。他们会希望确保一粒沙子不会导致下一次的崩塌。

安西娅·罗伯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全球治理教授，撰写有关国际法和地缘经济学的文章。她和尼古拉斯·兰普（Nicolas Lamp）正在写一本书，名为《赢家与输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叙述》（Winners and Losers: Narratives about Economic Globalization），将于202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翻译 | 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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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周刊》(barronschina)原创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英文版见2020年4月2日报道“How Globalization Came to the Brink of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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