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太盟投资集团（PAG）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建接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宫）期刊《今日世界》采访译稿

问：您最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可支撑的韧性。在新冠状病毒疫情当中，您还是这么认为吗？

答：我在撰写《外交事务》文章的时候，当然没有料到新冠状病毒的爆发。我所指的是中国经济40年的持续增长以及继续增长的潜力。中国经济受到防疫隔离和封闭的严重冲击，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在三月份，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开始逐渐复工。因此第一季度经济萎缩6.8%是可期待的。虽然企业复工了，需求仍然疲软，经济恢复要假以时日。不过有些积极的迹象。五一假期的五天当中，国内旅游达到1.15亿人次，相比之下，去年五一假期，旅游人次为1.95亿。我认为经济会在国内消费的推动下继续恢复，但是在世界其它地方解禁之前，复苏的速度不会很迅速。

问：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出笼经济刺激计划，您曾建议给居民发消费券以推动经济。您可以稍作解释吗？ 

答： 我只是认为发消费券的方式刺激经济对中国有好处。现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国内消费，如果内需疲软，增加消费是提升经济的唯一方式。欧洲许多国家以及美国都出笼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经济的方案，包括直接对居户“用直升机撒钱”。

在中国，发放现金当然对于恢复消费会有帮助，但是部分现金会转化成存款，所以刺激消费的作用就会打折扣。顾名思义，消费券直接用于消费，设计合理的话，刺激经济的作用会更为显著。我在三月初接受采访的时候建议大规模使用消费券，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发放了不同形式的消费券，一般是和商户提供的价格打折结合起来使用，效果十分显著。这些消费券都是地方政府发放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还是控制的相当紧。 

问：有一种说法，世界需要一个危机才能将挑战变成机遇。您是否同意新冠状疫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促进中国领导人推动在中共18大四中全会上勾画的改革？以您之见，哪些是当务之急？

答：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减速和外部环境的恶化。疫情更雪上加霜。中国在过去的40年是通过经济改革，离开了计划经济的体制而发展市场经济，才创造了高速增长。进一步增长唯一的途径还是深入市场化的改革，在资源配置上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基本上用尽了诸如农民工、城市化一类的所谓人口红利，无法期待用更多的投入来推动增长。增长的唯一方法是提升效率，包括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问：不少西方的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力量与共产党的观念之间存在永久性的矛盾。您怎么认为？

答：意识形态并不推动经济增长，而往往阻碍增长。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老鼠就是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按照他的话做，中国就发展了。

问：您最近接受美国《通讯》大卫·巴伯扎（David Barboza）先生的采访，说新冠状疫情只会放缓而非加快中美经济脱钩的进程，这与许多分析家的观点不同。为什么您是如此认为？是否应该期待金融上的脱钩也会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高科技方面的脱钩？

答：实际上美国的一些政客关于脱钩的言论和行动都在升温。他们说动员“整个政府来推动”脱钩，还说要在某些国家之间建立“经济共荣圈”来重塑供应链，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如果此举是为了消弱中国，就会适得其反，因为显而易见，抛弃最有效率的供应商，而使用更低效率的供应商，成本会极其高，削弱自己。这就好像您放弃了在城里最好地段漂亮的住宅，搬到一个没人愿意去的地方，花钱盖新房、铺路、接电源等等，而且还希望别人也来此建购物中心、酒店、餐馆，等等。如果没有人苦口婆心劝说，不给您经济上的补贴，您会干吗？

顺便说一句，当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和中国就是如此把经济搞糟了。有人说脱钩是为了防范下一次瘟疫的风险。我们读历史知道病毒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处冒出来，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和2009年的“猪流感”（H1N1）都是发源于美国。所以你何以知道下一个病毒不是在“经济共荣圈”中冒出来？而且，如果下一个病毒在中国先发现，难道就不会传播到世界其它的地方去吗？

所以，既不是经济的原因，也不是减少瘟疫风险的原因，那么脱钩的目的是什么呢？受到隔离封闭的影响，所有的企业都已经资金紧张了，有多少资源可以用来花费在转移搬家上？而且还要转移到效率低且供应链尚不存在的地方去？那些离开中国的企业愿意放弃中国这个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吗？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超过在美国的销售量，它会放弃吗？当然，制造业还会不断地从中国转移到譬如东南亚这样低成本的地区，这是市场规律，会逐渐发生的，正如日本的制造业在几十年前转移出来一样。

问：中国关于疫情问题的外交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造成反弹。假如您给北京提供公共外交方面的咨询，您有什么建议？

答：我不过就是一个投资者，所以没有能力给任何人提供外交方面的建议。我们只是希望世界足够和平，这样我们可以集中精力为投资者赚钱。但是您的问题假设所有与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都源自于中国外交方面的不足。我不这么认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中国在外交方面确实有改进的余地，但是看起来不管中国在外交上做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还是需要转移视线，以对付国内对他们自己控制疫情失败的批评，而把责任推卸到中国身上。

问：在西方国家，民众对于像中国所采用的为了追踪新冠状病毒接触人的应用软件有些抵触。西方的民众是否会接受为了控制病毒的传播而改变对于隐私权的态度？

答：再说一遍，我不过就是个投资者，对于私人股权投资以外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想在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总是要有一个平衡。在公众利益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才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像交通灯限制我们开车的自由，但是需要交通灯来保护我们的性命。当然交通灯太多了会阻塞交通。这里需要一个平衡。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任何个人可以解决的，也不是靠期待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解决，所需要的是一些基本的规则，大家为了公众利益都必须遵守。如果规则太严苛，民众就会抵制。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或者干脆让民众做决定，譬如英国退欧的公投。政府要做很多困难的取舍，譬如如何在控制病毒传播和不让经济死掉这两种需要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在文革当中像几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在内蒙古待了很多年。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她经常告诉我她在农村时候吃的苦。您在农村的经历对于商业生涯是否有帮助？假如有的话，您从那些经历中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或者您认为那些年月只是惩罚、浪费时间？

答：我去年出版的《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Out of the Gobi: My Story of China and America）一书叙述了我和同伴们在戈壁沙漠干苦力的经历。看来此书很畅销，亚马逊上居然有我的书盗版本出售，当然亚马逊上也卖正版。包括我在内，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上过中学，十年没上学，所以我们当初应该被称为“无知识青年”，而不是“知识青年”。不过有了那段经历，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更难以忍受的困难，而且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头疼的事情，终究会过去，所以就倾向看到任何事情积极的一面。我想很多经历过困苦的人都会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