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就近避难，公司正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让员工回到他们的办公室。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家工作可能是永久性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通过数字方式完成的科技公司已经发出信号，表明该行业正在不再强调光鲜的办公室，而是转向远程办公。据 Facebook(FB)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说，Facebook的45000名员工中有一半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内进行远程工作。Twitter的员工中可能有一部分永久性远程办公。Square，Shopify，Box，Slack都在计划永久性在家办公政策。如果这股潮流加快速度，这种流行病期间的习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技术性工作的地域分布。

然而，在实现工作场所独立性的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重大的障碍，包括缺乏宽带接入、远程工作空间和基本的在线公共服务。真正适合分散工作的城市和国家的典型例子比你想象的要难找得多。

远程工作有许多积极的方面。想象一下：忘记 Googleplex，免费食物，或者桌上足球桌。美国的技术人员可以分散到全国各地，迁移到生活成本较低、空气更清洁的地方；数字游牧民族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迁移，而且各国可以竞相吸引他们，爱沙尼亚和巴巴多斯已经在这么做了。招聘可以变得更具包容性：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人才，来自中心地带的社区，都可以被聘任，不必非要在硅谷、波士顿或纽约。科技公司最终可以将他们的W-2s投入实际行动，承诺通过从黑人社区、从亚特兰大等潜在的人工智能创新温床，或者为女性程序员撒下更大的网，来提高多样性和包容性。

这样的变化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技术工人的分散将减轻主要科技中心的压力，这些中心的高技能工人的集中被认为是造成高租金、无家可归以及交通堵塞等问题的原因。每一个技术部门的工作岗位都会产生超过5个额外的工作岗位，分散的技术劳动力将有助于更具包容性地分享经济利益。

远程工作对组织也有好处。2013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远程员工的工作表现更好，对工作满意度更高，也带来更低的离职率。哈佛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大型企业和29%的小型企业没有因为疫情爆发而遭受生产力损失。根据英国创业网站Founders Forum的调查，86.4%的创业者表示他们计划制定永久性的居家办公政策。

房地产和城市规划领域的许多人都在质疑“超级明星”城市未来的生存能力，并预测它们需要进行重塑。科技行业助长了这些超级巨星的集中。尽管数字连接意味着“距离的死亡“，但一个前所未有的集群发生了，75%的风险资本资金，主要是投资科技公司，集中在三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州。在2005年到2017年间，超过90%的技术密集型创新部门增长发生在5个大都市区：纽约、西雅图、波士顿、旧金山和圣何塞。集群的逻辑是，这些城市是创造性的热区，有助于顶级创新者提高生产力。这种逻辑通过吸引更多的工人到集群继续强化自己。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会打破这个循环吗？它会扰乱这个以扰乱其他行业而臭名昭著的行业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吗？

虽然这种对科技工作地域的彻底重新划分可能会带来解放、激动人心和包容性，但仍存在许多障碍，其中包括数字化准备程度的差距，这严重有利于维持现状。可能令人惊讶——这也确实令人震惊——的是，对这个问题深度的理解存在矛盾。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数据，2017年有2100万美国人缺乏宽带互联网，而微软(Microsoft)的一项分析显示，2019年这一数字为1.62亿。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农村地区的的宽带覆盖率很差。只有19% 的美国农村人口可以对他们目前的宽带服务提供商具有选择权，而且几乎没有更高网速的选择。美国的宽带接入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由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发起的数字地球研究项目发现，美国排名前10位的州和排名后10位的州在数字化准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维持现状的州” ，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属于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州，而密西西比州、阿拉斯加州、肯塔基州、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则被落在后面。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差异就会扩大。除了新加坡、挪威、爱沙尼亚和荷兰，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成为可行的全球数字工作中心和目的地。这些例外的国家都很小，它们代表了世界各地一系列渴望成为吸引远程工作者的中心城市。随着投资者、企业家和商业领袖在疫情爆发后的全球板块中搜寻，以规划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这些杰出人士提供了洞见，让人们了解一个经济体——一个小国或大都市区——要成为未来的数字中心，必须具备的许多条件。

首先，经济必须在许多基本方面表现优异。新加坡、爱沙尼亚、挪威和荷兰都为远程工作、电子商务和媒体提供了强大的数字平台，互联网基础设施能够抵御需求激增，并广泛使用数字支付。

其次，公共服务必须在网上随时可以获得，政府应该有一个技术愿景。例如，新加坡有许多公共服务技术授权，计划到2023年几乎所有的政府服务都可以在网上获得。作为数字政府的领袖，爱沙尼亚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所有的在线政府服务。挪威政府在技术与科学和创新方面的协调被认为是该国的优势之一。

第三，国家必须在数字化准备之外的领域进行投资。以荷兰为例。它的民主文化有助于确保“管理者更加信任他们的员工”。公共空间，例如图书馆、共享工作空间和工作友好型咖啡店，便于远程工作。严格的病假工资立法给了雇主一个激励，以确保雇员有健康的远程工作空间。荷兰的教育系统是经合组织中最好的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3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荷兰儿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真正分散工作的条件很多，也很难满足，这一改变是缓慢的。新冠疫情过后，一些远程工作的习惯还会继续，但不要指望那些超级明星城市会失去吸引力。关注那些有望成为未来数字中心的市场，同时紧紧抓住办公空间租约不放。远程工作并不是永恒的。

本文作者巴斯卡尔 · 查克拉沃尔蒂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全球商业学院院长。他是弗莱彻全球商业研究所的创始执行董事，在那里他领导着数字星球研究计划。

翻译 | 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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