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Svante Arrhenius就曾提出二氧化碳排放与全球暖化可能存在联系。Charles David Keeling从1958年开始记录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这为后来一项影响深远的科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 将全球气温升高与温室气体排放紧密联系。然而，直到现在很多投资者才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

有些影响已经显而易见。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上升了约1摄氏度，降水形式在变化，海洋在酸化。极端天气事件开始变得更频繁、破坏性更大。然而，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保持在目前的轨迹上，未来等待我们的远远比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要严重得多。

人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应对这一巨大挑战。在2015年巴黎协定中，各国达成一致，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高2摄氏度以内，并通过进一步努力将其维持在1.5摄氏度以内。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如果有66%的机会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剩余4200亿吨碳预算，相当于10年的当前排放量。

迅速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可以缓解其带来的影响，但是这取决于社会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而这些又取决于无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因素，这些因素使得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经济与生态的未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基于科学家设计的典型路径规划可能的情形。

自20世纪80年代起，将物理、生物、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结果整合的整体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的发展极大地帮助了人们量化气候变化可能会带来的影响。然而，W. Nordhaus和N. Stern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模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他们在全球气温变化对于全年经济产量损失的假设差异很大，如果全球气温上升3摄氏度，在Nordhaus的案例中全年经济产量会下降2%，而在Stern案例中则达到14%。由此，Stern早在2006年就开始倡导采取强硬的应对措施，而采取“最佳路径”观点的Nordhaus总体上更为细致。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们为社会带来排放者难以承受的成本，至今市场仍无法将其内部化。因此，为碳定价不仅是必需的，也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向低碳经济过度的最佳方式。尽管如此，对碳排放征税的价格仍旧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预估值从每吨40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计划（补贴、分类法等）在引导投资和行为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气候变化对资产类别的影响难以评估。比如，无论人类是选择通过创新还是“去增长”来应对气候变化，都意味着将对未来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采用一种基于场景的方法，将多种变量包含其中，以此来识别所有潜在的风险和机会。

通过对每一种资产类别的特定驱动因素和经济变量到资产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比如实际增长、通胀率和利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主要趋势。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实质影响不断显现，以及投资者对向低碳经济转型成本的意识不断增强，对环境变化韧性较强的资产与其他资产类别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可能出现。

气候变化不仅仅涉及风险。新冠疫情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即使重大的大流行疾病也可创造机会。那些能针对气候变化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公司，或是在疫情面前展现出强大韧性的公司，不论从相对还是绝对层面而言都是明显的“受益者”。而绿色债券等金融创新也将有利于将资金流引入到对环境有益的项目中。

央行就气候变化对于金融稳定性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越来越倾向于将生态环境的考量纳入到决策过程中。这可能会引发超低利率政策，为大量来自公共或私营部门的长期投资创造条件。因此，固定收益工具的回报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绝不应被资产拥有者忽视，他们拥有广泛的选择权。一些资产拥有者可能会直接避免投资于最污染环境的企业，而另一些则通过主动参与股东事务而对企业策略施加影响。真正的关键在于，不论他们站在什么立场，都有足够的机会立即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