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作手册到畅销书——《原则》背后的故事
文 | 王沿,刘波,何刚
编辑 | 彭韧
2019-11-08 08:19:14
《原则》是那种表面上意思并不难理解,深层次内涵却难以体悟的书。

 

2019年10月14日晚上,第二期《巴伦》读书会如期在中信书店启皓中心店举行,本次读书会主题是“如何才能真正读懂《原则》”。作为近两年最受欢迎、最重要的商业书籍之一,《原则》在中国高达120万册的销量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这本书原本其实就是桥水基金的内部工作手册,在美国本土,加上电子版、音频版等各个版本,它的销量是80万左右。中国读者对于《原则》有些令人意外的热捧,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正能够读懂这本书。实际上,《原则》正是那种表面上意思并不难理解,深层次内涵却难以体悟的书,很多读者也感到,即使能够看懂《原则》,也很难应用于实践之中。正因为此,巴伦读书会邀请了《原则》中文版的策划和审校,同时也是桥水中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沿来现身说法,通过他在桥水基金的工作经历和与瑞·达利欧的生活交往来深入解读这本书,同时,《原则》第一译者刘波也与巴伦中国项目执行负责人何刚讲述了这本书的缘起与幕后的故事,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能够更深理解瑞·达利欧和他的《原则》。读书会后,王沿还向部分现场读者赠送了瑞·达利欧签名版的《原则》,和刘波翻译的《历史的教训》一书。本文为读书会现场对话实录整理,由于篇幅和公司合规限制,有编辑和删减。

 

王沿:刘波跟我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但是我比他早了不到一个世纪吧,我是79年入学的,刘波79年才出生,97年入学。我先说说刘波,然后再说说这本书的事,我先给大家拿出另一本书。

 

为什么桥水基金会找刘波来翻译《原则》这本书?因为刘波曾经为我们翻译过一本很好的书,那就是威尔·杜兰特和他的妻子阿丽尔·杜兰特合著的《历史的教训》,这对夫妇花了40年时间写了11卷的世界文明史,而这本书浓缩了这11卷世界文明史的精华。

 

2013年的时候,这本书中国还没有引进,瑞跟我说想把这本书翻成中文,于是我们找到了刘波,请他翻译了一版《历史的教训》。这本书刘波翻译得特别好。大家可能不知道,翻译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因为翻译不单纯是文字的转换,它的背后是一套文化系统。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但可能要到一定年纪才能看懂。

 

这个作者写了11卷西方文明史,穷尽一生写了一百多页,他讲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比如文明不能直接继承,每一代人需要重新学习和获取,所以文明可能会中断,如果这样的传递中断一百年,文明就可能会死亡。

 

刘波的翻译有诗韵和画面感,我给你们读一下全书的最后一句:“如果一个人是幸运的,他将在去世之前,从人类文明遗产中汲取更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传给他的子孙。而在临终之时,他将感激这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他知道这个遗产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永恒延续的生命”。

 

上面这些都刘波翻的,然后作者还写到,颓废的教堂,响着沉郁的钟声,渐渐地沉入湖底……我当时觉得是一种修辞的说法,后来有次我在伏尔加河旅行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一个只剩一半的教堂,慢慢在往河里沉。

 

说完了翻译,然后我们再说说内容。《原则》这本书非常难翻译,我是校对,但是我并不太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我们在美国公司里是个非常极端的公司,也就是说比如美国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从1到10,然后最极端的公司可能是-10,而我们会到-9。我们是非常极端的一个公司,美国人也看不懂我们使用的工具,我们用了很多瑞自己发明的工具,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翻。

 

举个例子,我觉得“对冲基金”(Hedge Fund)这个词的翻译是最糟糕的,很多人一听就有一种“金融大鳄”的感觉,其实Hedge的意思是保护用的树篱笆,Hedge Fund就是“避险基金”,也就是在市场下行的时候也能够规避单边风险,而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利用杠杆来兴风作浪的意思。

 

再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一个词的翻译,是Idea Meritocracy这个词。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翻,就翻成“精英主义”,其实这个词就是说谁的主意好就用谁的主意,但也不等于任人唯贤。最后我老婆在家里说,她原来是新华社一个记者,她说能不能翻成“创意择优”,目前来看来这个翻译是最好的,其他很多词都翻得非常好,但是仔细看还是有错误。当然,翻译也是一个跟时间投入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再给我半年的时间,或者再给刘波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对翻译内容的理解就会深入很多。

 

 

何刚:

《原则》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非常亲切。首先,《原则》这本书价值非常大,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内容。今天晚上的主角是他们两位,王沿是这本书的总策划,其实这本书原来就是桥水的内部工作手册,新入职的员工进去以后就先拿一本,它在中国的出版都是由王沿先生在幕后策划和最终校对的。

 

我们三个人也是朋友,刚才王沿已经自己介绍了,他是80年代开始出国留学,然后在华尔街做金融的资深前辈,刘波是我们在2010年一起去纽约采访时跟瑞和王沿认识的,刘波的文章和才华打动了王沿和瑞。

 

这本书翻译文笔非常流畅,刘波的理解也很准确,因为这种书你要按照大概意思翻译出来并不难,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在做的时候,就知道它会成为一本经典中文读物。经典中文读物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内部有个说法,你要像翻译圣经一样去翻译这些经典,所以要求就非常高,你能不能准确的去传递信息,同时还要适当回避中国翻译和中国传播与英文写作里的尺度差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请他们两位来给我们讲讲瑞和桥水基金背后的故事,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出这本书,这些原则应该如何践行?

 

我先说一个背景故事。因为王沿的安排,我跟我的老板王波明多次跟瑞留在北京和纽约交流,上一次是6月份,我们专门到瑞在北大的家里去跟他交流,然后他讲他第二本中文版的书也出来了,叫《债务危机》,特别难读的一本书,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读完。

 

有一天王波明(财经总编辑)说去瑞家吃午饭。华尔街大佬请你吃饭,听上去挺不错的,他们家也非常棒,但是波明说午饭估计没什么可吃的,我想不会那么差吧,去了之后,发现午饭真的只有沙拉和三明治,汽水和啤酒,这就是我们的午餐。

 

那天,我们在特别漂亮的一个小院子里,进行了一场非常深入和有收获的交流,但吃得真的很差。后来王沿说瑞就是这样的人,他对物质世界没有需求,他的关注点在于对于精神的追求,这些就是有原则的生活的一种践行,所以后来波明说,跟他做同事可能挺无趣的,一会儿王沿可以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的。

 

第二,瑞·达利欧跟中信有着很深的渊源。上世纪80年代中信集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窗口,但是那个年代如何做隔夜交易,如何做全球期货?我们全都不会,只能请导师,导师是谁,就是那时候的瑞·达利欧。他跟中信的交易员们讲怎么样做外汇交易,怎么样做期货,怎么样做股票,所以瑞·达利欧在80年代就跟中信和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高层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他是一个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的人,我们读他的书的时候,要知道一方面他是华尔街的一位大佬,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你读他的文章,会发现他对中国始终保持友善,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看法。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虽然两年前我们做过一次盛大的读书会,但是当我们回到投资圈,回到我们巴伦读书会的时候,大家非常一致的说,我们要请王沿和刘波,因为上次的光环是作者,但其实我们还要看到策划者的苦心和译者的传递,他们两位是催生这本书非常关键的人。

 

尤其是王沿,他非常低调。瑞也因为在大陆有了他们这些合作者,在中国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上次就告诉他说,你看你的书英文版卖了15万册,在美国连电子版、音频版什么的全部加一起80万册,而在中国光纸质版就卖了120万册,这还不算盗版,所以说在中国市场它的读者群和传播的广度远远超过美国。

 

所以我觉得《原则》是一本特别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书,我认为是一本提升个人修养和公司规范和投资思维训练的必读书,说圣经有点吹捧和肉麻,但是它本质上大概就是一本可以传世的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请两位,王沿和刘波来分享,以及一些原则的讲解,然后刘波给我们讲他翻译这本书,他的翻译和愉悦的体会,这本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这本书的长期的、不可磨灭的这种价值。

 

 

王沿:

瑞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们也很低调,我几乎从不参加任何公开会议,之前只在在浙大讲过一次,那是一个慈善活动,然后北大讲过一次,因为我是北大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今天我们三个人直接跟读者互动比较好,我带了五本瑞签字的书,谁的问题问得好,我就送给谁,干我们这行,提出好的问题就意味着离成功差不多了。你们问我什么问题,我能回答我就回答,我不能回答,我就告诉你,因为我们有合规部门的要求,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说。

 

读者一:我是做海外房地产投资的,和王沿先生在一个写字楼工作。《原则》这本书我看过两遍,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要总结自己的原则去践行。我想请教一下王沿先生的是如何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王沿:我先说点闲话,说点对于提问的两个建议,第一,你们问问题的时候,千万别在前面套一些很长的陈述,因为我的记忆力很短,另外我发现能问好问题的人,一下子就能击中要害。这位读者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你看,他是做实业的,最牛的事儿就是做实业,一针见血。

 

怎样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我觉得我和刘波、何刚三个人的关系就比较有意义,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何刚当时在旅馆里待了五六天,吃不到中餐,我说反正都来了,要不大家一起吃顿饭,然后他们俩就来了,来了之后,我看他们都是读书人,然后一直有些互相欣赏,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所以第一条就是有距离。

 

第二条是真诚,这条难在哪?因为反人性。在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真诚的说朋友这不对那不对的时候,可能连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最亲近的朋友也会掰了。

 

我觉得关爱和批评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你如果什么事情都说好,可能对方也很烦你,因为他觉得你会你对他没有价值,你不断跟他说你这不对,需要改进什么的,可能百分之六十七十都会得罪人。你想一想,如果你爸爸妈妈说你,为什么你不跟他吵,为什么你不觉得他们有恶意,为什么?信任?血缘?认同?我觉得都对,可能是因为是认同,或者是一个圈子就是没有恶意,所以没有恶意,我这个词用的不一定对。

 

桥水的原则可以抽象为四句话:极度求真,极度透明,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刘波:

对于人际关系,我的理解是这样,所有关系其实都有一种对称性,就像刚才王沿说的好人和坏人,我们应该和同类的人呆在一起,这样比较舒服一些。当然之前我讲《原则》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跟我说,你讲的原则里面有很多东西无法落实,因为你讲绝对透明,今天我给领导指出了错误之后,领导明天就给我穿小鞋怎么办?

 

我还是按照我的理解,首先是我们都需要进化,要变得更好,再一个我们一定要善于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让我们周边都能够做到绝对透明,能够做到绝对求真,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来运用这些原则。

 

当然,瑞的原则也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桥水基金能够运用瑞的原则,是因为瑞自己就是桥水基金的头儿,他可以选择,他招聘的时候,不符合他要求这种性格的人他就不招,所以桥水这个公司能够做到,但是如果在更宏大的社会里面,这件事就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所交往对象的特性,然后针对性的来建立这样的人际关系,没有绝对的、普遍的真理。

 

王沿:

刘波作为一个读者和译者,感觉他知道得比我还多。刘波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人,其实他一边讲时我就在想,哪些地方我同意,哪些地方我不同意,我在桥水基金工作了11年了,是合伙人,他又怎么能知道这些?但是你看他一路讲下来,他的心理过程跟我是不一样的,有旁观者的价值。刘波可能不知道桥水基金的内情,但是刘波会有他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来说可能非常有价值,说白了,人家是从旁边看,而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其实没有反驳他说的话,我觉得他在说部分的真理,我也在说部分的事实,刚才何刚说得特别好,咱们围绕《原则》来说话。桥水能够建立相对来说有意义的关系,相对来说是因为三条,第一条,就是我们招一些理念一致的人;第二条就是必须Care,共产党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一条非常牛;第三条,也是刚才他们讲到的,必须坦诚,其实尊重彼此的错觉是非常难的,比如很多事你明明也没听懂,你觉得是错的,但是你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就是类似于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何刚:

我的理解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你得成为一个非常专注的人,就是你的特色,你长期一以贯之的事情让越多人清晰地认识到,你会自动形成一种分类。比如说明星不会去找瑞,因为对他们来说瑞是多么无趣的一个人,找他玩他岂不闷死了,所以这些无聊的、浪费时间的事情离他就远了,然后对于金融和宏观经济缺乏研究的人也不太好去找他,没法聊,他的研究太深了。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众生平等,平等在于我们每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瑞有百亿财富,他一天也只有24小时,我们一个月挣1万块钱,一天也是24小时,所以你的时间分配决定了你究竟你在哪方面是专注的,你的专注会让跟你相同的人接近,跟你不同的人远离。

 

第二,虽然我跟瑞交往没有那么深,但从我有限的观察来看,他是一个足够真诚的人。比如说他不轻易承诺,但他承诺的事情他就会去做,另外比如说他对于中国的帮助和支持,希望中国变得更好,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说两边做,中国不好的时候做空,中国好的时候做多;而且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轻易去赚中国的钱,因为他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国家,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包括他的儿子在中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慈善事业,他也给予很多的支持,他把孩子送到中国读小学,也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值得了解的国家。

 

第三,还要学有所长。专注,真诚当然重要,但今天的世界还是非常现实的,为什么我们请这个人来,这么多人愿意来看他的书,一定是因为他有所长,有所成就,这种成就不一定是钱,而是在某个方面有着超出其他人的认知。专注,真诚,有所成就,我觉得就可以交往到足够好的一些人,形成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王沿:

我还是代表瑞来说一说他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他就说两条,第一条,你把你的事做好,就是你是干嘛的,你就做到最好,你做清洁就做到极致,冲咖啡就冲到极致,他本人的确也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就是他不太在意等级或者地位这种事情。比如说瑞有一个朋友叫顾阿姨,20年前在北京认识的,当时她是一个退休的银行职员,瑞的儿子11岁,寄住在顾阿姨在胡同的家里,顾阿姨的爱人麦叔叔去世的时候,尽管当时瑞连签证都要重新办理,但瑞还是坚持要来中国参加麦叔叔的葬礼。

 

于是他们专门飞到香港把签证办下来,然后再飞到北京参加葬礼。当时他也没那么有名,所以没人知道。他不是太介意这种事,他对很多人都这样,所以我们每次跟客户一起吃饭,他都让顾阿姨坐在右边,我就很为难了,因为可能担心会得罪客户,但是长期这样下来,人家会对他有一种信任。

 

我再讲一个周恩来总理的故事,有一天下午,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周总理认识的服务员结婚,然后周总理就跟邓颖超来到服务员的婚礼上,参加了这个服务员的婚礼,我觉得这就是意义的人际关系。这种事我能给你讲出好多来,其实桥水提倡的原则,也能在早期的共产党中见到。

 

读者二: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金融行业的,您刚才说我们追求四大原则之一是极度追求真相,但是《庄子》里有句话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你们会不会权衡,就是追求真相的时间精力成本,与你的视野局限之间要不要做妥协?

 

王沿:

一个最重要的事没给你介绍,因为合规部门的关系,我们也不太说我们怎么回事。我们是一个合伙人制的公司,管理着1600亿的资产,然后我们有350个客户,这些客户都不是富人,都是机构投资者,比如说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各级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家族办公室、大学基金会等等,这是交给我们管钱的,我们就做这个事,我们的产品有三个产品:贝塔、阿尔法和优化组合。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奖罚要非常分明,这个原则才能贯彻下去。我的理解桥水基金是一个相对纯洁的公司,我们会直接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你得改,你要不改你就得走,所以这种机制对于极度追求真相有点好处。

 

刘波:

我觉得极度追求真相是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就是你要注意,瑞提出的是极度追求真相,而不是追求极度真相,所以我们不用达到一个极度真相,就是什么东西都弄明白了,而是说在尽可能明白的范围之内要找到一个真相。

 

何刚:

这个问题是一个高质量的问题,也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哲学问题。比如我所在的媒体行业,跟金融行业相比,对于真相的追求应该说有一致的地方。我个人的理解是,从媒体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反过来如何避免陷入到所谓“假真相”的陷阱,就是一个说法不要以偏概全。

 

比如说,这个屋子是有细菌的,这个屋子有不太干净的地方——这是真相,但大家说我们要恐慌吗?我们不恐慌,因为这屋子达到了基本的卫生条件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卫生要求,反过来,我们绝不会在旁边一个臭水沟去呆着,所以就是要分清主与次,大与小,局部与全面,树木与森林,这大概是“真相”和“假真相”之间的差别。

 

比如说像我们做稿子,有的记者说上市公司造假,这是一个重大丑闻。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在3000家上市公司的普遍性有多大,是偶发的,还是有普遍意义的?《财经》历史上曾做一个报道叫《银广夏陷阱》,那是当年的股票之王,也是当年上市公司普遍作假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我觉得真相在于本质,有时候我们抓住一个事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你认为你抓住了真相,但你没有抓住本质。

 

什么叫真相?真相是刚才刘波说的,我们其实我们无法穷尽和还原上一秒钟的世界,我们既不能还原上一秒钟的世界,我们甚至不能还原上一秒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家庭。所以真相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多的事实加上合理的逻辑推断。而第二点比第一点有时候还重要,因为大部分事情是符合逻辑的,只有极少数不符合逻辑,而我们的人生是由大部分符合逻辑的事情来决定方向的。

 

回到投资,瑞是一个对未来趋势和大方向判断比较在意的人,他关心什么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我几次听到他讲到,中国会是未来一个增长的国家,究竟什么是未来的趋势,趋势就是真相吗?这是个哲学问题,我也无法准确的回答,但是我就坚信一点,不要轻易以偏概全。我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和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我的缺点老婆就把我休了吗?她最终为什么没休,因为总体上可能至少还是有61分,不是59分。

 

 

读者三:您在桥水观察到瑞的这一系列原则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瑞不在桥水基金了,那么这些原则还能不能延续下去?

 

王沿: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先送你一本书。第一个问题我尽可能简短的回答: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性。我和师兄师弟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做投资,有时是反人性的,我觉得聪明人不一定能挣到钱,因为智慧很有意思,智慧跟你的经验不成正比,但是跟你获取经验的能力成正比,希望你们能理解。

 

你想想,如果亏了10亿、20亿,你能受得了,你能睡着觉吗?但是如果你能坚持这个理念,也可能亏损又回来了,或者因为你觉得你是对的,亏损更大了。这是一个反人性的问题,所以投资是要挑战自己的人性。

 

第二个问题是瑞走了之后怎么办?坦率的说,我不知道,因为一个企业和一个组织文化的变化,跟一代人的变化有极大的关系。你说未来是什么样,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在这没法回答,我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变,但是我很有信心,我们会进化,我们在有些地方会丢失传统,有些地方会超越传统。

 

 

读者四:

我的问题就是《原则》里面的条款都很好,但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可能八十老翁也做不到,我们如何去落地,如何实现知行合一的过程?

 

王沿: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当过兵的,其实原则落地的过程就很像新兵训练营(Boot Camp)做的事情。我自己当过五年兵,反正进去之后,新兵训练营会不断给你看录像,给你做题,然后讨论问题,让你的脑子变变变,每天会有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工作里面让你尽量来克服自我,这个流程就是这样。我们在每天的工作当中开会,讨论问题,我们都是尽量最大限度的保持透明,然后最大限度的把错误用来作为提高的工具,尽量保持一个极度开放的心态,尽量享受这个过程。

 

瑞总在说,错误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是告诉你,终于有个人来告诉你新的东西。但是反向思维很难,我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我觉得我现在跟我的同龄人交流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美国是一半在中国是一半,两边都没学彻底,所以大家都在说中文的时候,完全没法跟他解释我的心态,但是我会相对好一点,别人坚持反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已经训练到让自己感觉伤害是第二位,第一位是看他说的有没有用。哪怕一听上去很愚蠢的东西,我也会再想一想这种想法对不对,可能这样能够接近一种真正知行合一的状态。在桥水,很多员工都在按照《原则》里的方式来生活,这些人在桥水大都呆过十年以上。

 

 

读者五:

我这个问题是给译者刘波,因为之前没见过译者,然后今天第一次见到之后第一印象就感觉属于比较沉默和腼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木讷,但是他一旦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发现逻辑非常清晰,头脑非常有体系,而且对《原则》和《债务危机》的理解也很深刻,所以我就很感兴趣译者本人,想问一下刘波老师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你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在翻译原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的心路历程大概是什么?

 

刘波:

你说得很对,我从小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原来比现在更加腼腆,我现在的话比原来要多得多,为什么我后来会发生这些变化?就是因为我看了《原则》这本书。

 

我们人类有一些本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天性是由基因和大脑构造来决定的,这些是很难改变的。比如有些父母不喜欢内向的小孩,让他改,但他最后改不了,“流浪大师”沈巍为什么最后捡垃圾,因为他的父母一定要改变他,不让他去研究哲学,一定要他去做公务员,他最后不愿意做公务员,宁肯去捡垃圾,这个宿命是无法改变的。

 

我们虽然有这种特性,但是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使我们的特性适应现实需要。比如说我就是个内向的人,我可能不太适合做一些工作,但是我可能适合做另外一些工作,比如说我处理信息的冷静程度,或者专注的程度,外向的人达不到,我们要把不同类型的人的优势发挥出来。

 

瑞这本书里面其实包罗万象,比如说它里面有关于脑科学的内容。我们的大脑构造其实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大脑皮层,它是处理理性和逻辑分析的,还有一个部分叫杏仁核,杏仁核是处理本能的,比如说这里放了个鞭炮,我马上就会惊一下,这不是由大脑皮层控制的,这是由杏仁核来控制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其实有两个“我“,一个是比较低级的、本能的我,一个是时刻用理性去控制本能的我。本能不可能彻底改变,比如一个内向的人不太可能变成一个外向的人,所以我还是会显示出很多内向人的特征,但是我可以去综合这两种品质。比如我现在早上起来经常会转一圈,脑子里面放空,我就想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冷静的过程,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全理智的,有的时候可能本能会向理性提供一些启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修炼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翻译的心路历程。最开始我也说了,我比较喜欢翻学术类的书籍,因为跟我自己的工作有关系,我经常要写一些评论,翻了学术书籍之后我懂了这个道理,下次我就能用到评论里面,所以刚开始翻译《原则》的时候,我就担心企业家写的文章对我可能没什么用,但是我后来看了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对我改变非常大。

 

看到第一章《我的生活经历》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当我看到最后关于大脑结构和人际关系内容的时候,我说,太伟大了,这本书能够改变我自己。所以我还是感到非常幸运能翻译这本书,这段经历也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对这个世界有固定的偏见,因为你可能会在不经意的地方发现不同的东西。

 

何刚:

《债务危机》这本书我没有读完,但我仔细看了它的结构。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有背后的道理和逻辑,因为他们的历史比较短,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加尊重和珍惜对于历史经验和得失的总结。在这本书里,瑞研究的是世界各国曾经发生的重要的债务危机。

 

我要说的就是就这么一件工作,回归到历史本源,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这件事你要跟中国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谈,他可能会说这很低级,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能做,我根本不屑于做这件事情。

 

但是对于历史的洞见恰恰是在于对于过去的总结当中不断发现的,我们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经常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为什么?因为人类世界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西方的市场经济不会发生根本的制度和结构的颠覆。从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不仅仅是华尔街的人这么做,其实在别的领域里,他们的治学方法有类似的地方。

 

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讲“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怎么来的?这个概念来自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前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建了一个团队,然后专门做国际政治的历史研究,总结过去几百年有这么16次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最后发现有12次发生了战争,有四次最后妥善解决,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中美注定一战?》。

 

所以从大概率上讲,中美按照历史逻辑来讲,冲突和战争是非常有可能,因为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但是你也有机会,如果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是有机会逃避这个战争,从而回到一种理性解决的这种轨道上来,虽然是小概率,但这个历史是发生过的,所以有人说他很反动,但他一点都不反动,他就是说,如果中美保持克制,注定一战有可能会成为一句无法兑现的未来。

 

我要说的结论很简单,一句话,如果大家有空去读这本书,你可以看看一个政治学家怎么用量化和尊重历史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想法和假设。在华尔街这样的经济金融数量数据汪洋的大海里面,我读《债务危机》,它最大程度回到了原则,回到了瑞这种真诚和追求真相和还原历史的努力。

 

我个人觉得,瑞不成功都天理不容。所以就是这么简单,你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东西的时候,瑞对于历史规律的洞察,对于债务危机发生的周期诱因,然后大概演变以及什么时候会出现信号,他比别人了解的多得多,他这么做很有价值,但反过来也很有利润,他对未来的看法我想可能比别人更清楚。

 

九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和刘波一起去纽约采访了几个华尔街的大佬,有量子基金的乔治·索罗斯,摩根斯坦利的约翰·麦克,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还有桥水基金的瑞·达利欧。我们把最难的索罗斯留给了刘波,因为1997年之后,中国媒体基本不接触索罗斯,所以从联系采访到最后怎么写,都挺难把握的,但刘波那次采访非常精彩。原来我们俩日常工作没有那么多接触,那次我是确实感受到了北大本科绝不是浪得虚名,他在《财经》之前是在《经济观察报》工作,也是财经媒体里面比较有思想性的一家。

 

后来王沿说告诉我说瑞要出书了,他要找刘波来翻译,我心里就想王沿很会找人,能找到刘波这样有才华、静得下心来、能认真做事的人。看起来刘波不善言辞,但一开口就非常精彩,这样的人我们就说是敏于行而讷于言。我觉得王沿把刘波选出来做翻译非常成功,这本书从翻译的角度也会成为一个经典,它把思想性的东西准确地传递出来,我觉得《原则》的翻译对于刘波来讲,更像是一个阅读和体验的过程。

 

今晚特别高兴,这次读书会了了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知道王沿一直在幕后策划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而刘波参与这本书已经两三年的时间,我一直期待他们两位来讲一讲,因为瑞讲的是瑞的逻辑,而他们俩讲的可能会让这本书变得更加生动可信,可读可用。

 

特别感谢各位今晚能抽时间来,因为周一晚上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但是今晚来了这么多人,听得这么投入,我特别高兴,未来大概每一到两个月我们就会做一个跟金融投资有关主题的读书会,我们希望用一种恰当的、不喧闹的方式来分享那些真正值得读的书和真正值得传递的理念,推动大家的思考和分享,当然也能够为大家的投资和财富管理带来一定启示。期待关注巴伦中国,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两位嘉宾,谢谢所有同事和朋友们,今天的《巴伦》读书会到这里结束。

  • 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09821号-1
  • 法律声明:转载内容版权归作者及来源网站所有 本站原创内容转载请注明来源
  • 商业媒体及纸媒请先联系:Juankang@barronsch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