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最近受到了强烈挑战，因为美国和中国卷入了一场贸易战争，欧盟解决了英国脱欧问题，而世界贸易组织法庭作为贸易争端的最终仲裁者，仍然存在人手不足的危险。《巴伦》周刊采访了《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and Its Discontents)及其续集《重温全球化及其不满：特朗普时代的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rump)的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了解经济冷战可能将如何展开。

2002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第一本书，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自由放任政策。一年前，他因在信息如何影响市场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这场内容广泛的对话中，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前经济顾问就比特币、欧元的未来以及中国的选择发表了他的看法。

《巴伦周刊》：贸易战是如何展开的？

斯蒂格利茨：这场围绕中美巨额双边贸易逆差的战争的前提非常特殊。我们的假设是，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更有效率，如果我们的出口不超过进口，那么中国一定是在作弊。任何经济学家都会说这个前提是荒谬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边全球体系中，当我们的储蓄少于投资时，就会出现贸易赤字。而且，由于2017年12月结构非常糟糕的税单，再加上1月份的支出账单，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正在大幅上升。无论我们签署什么贸易协定，情况都会变得更糟。

比如，如果我们不从中国进口服装，我们也会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越南进口，这并没有使美国的服装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且我们的消费者也会因为成本稍微高一点而变得更糟。如果中国同意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石油或天然气，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购买，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把石油和天然气卖给目前正在从其他国家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三方，全球需求和供给没有变化。

巴伦：你说“前提”时用了复数形式，人们还误解了什么？

斯蒂格利茨：一个更普遍的谬论是，中国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30年前，谁能想象一个人均收入只有150美元的国家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比美国还要大？中国已经让7.5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全球事件之一。

另一个谬论是，中国的增长是以美国为代价的。事实上，它创造了更多高收入的消费者来购买更多美国的商品，我们希望贸易能让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

接下来是中国的科技旨在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2025战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贫穷国家渴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和知识方面的差距并不是不公平的，知识产权争议的性质已经改变，今天，它更多来自那些（与中国企业)合资经营并且分享技术的(美国)企业。更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并没有强迫任何美国公司进入中国。

中国真正展现出挑战的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但他们不是在窃取知识产权，而是就站在前沿。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隐私限制，但是我们也没有欧洲那样的隐私限制。

巴伦：中国将如何应对贸易战？

斯蒂格利茨：中国被自己的历史渊源和国内政策所逼迫，将不得不做出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如果不被视为安抚美国的绥靖政策，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奏效。在钢铁业谈判的某个时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进行了一些谈判，并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特朗普说,“我想加一个关税”。对于一个如此无知的人来说，除了放弃自己的发展轨迹，中国可能无法做任何他可以接受的事情。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召开一次伟大领导人的聚会，就像与朝鲜的聚会一样，当时特朗普把事情升级，然后会见了金正恩总统。聚会会产生一个“伟大领袖”协议，但没有实质内容，实际上是朝鲜的胜利，而不是美国的胜利，但特朗普在聚光灯下闪耀了一下。因此，中国可能会同意开放其保险市场等等，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但基本面并没有得到改变。部分原因是双边贸易逆差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我们关心的是多边贸易赤字。

巴伦：中国有什么选择？

斯蒂格利茨：中国有更多工具可以使用：他们可以切断稀土供应。他们可以对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征收临时税，请记住，有数千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在中国，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质。对我来说，很难相信这场贸易战不会蔓延到政治，比如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联合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合作。即使中国对于这些特定领域没有强烈的兴趣，但它也知道自己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因此无法经受住一场贸易战，我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冲击是非常短期的。如果这场真正的贸易战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将发生逆转。大多数分析师已经预计2019年和2020年经济会放缓。此外，中国还有更多的工具来刺激经济，它对于宏观经济的掌控力度也更高。

巴伦：这是全球化的终结吗？

斯蒂格利茨：没有。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我们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美国应该意识到，当你与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时，美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会下降，导致工资降低，失业率上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会导致非工业化，如果市场不进行结构调整，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多人就会不开心，会受苦。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多，有些国家做到了，但我们没有。因此，我真的要将此归罪于国内政策和那些反对贸易调整援助的人。

特朗普说全球协议对美国不公平，这很荒谬。它们是由美国编写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我们的公司编写的，它们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赋予它们优势。我们需要更好的国内管理和更好的协议，有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表态：面对全球化，工人将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公共福利、更低的社会保障和更低的工资。但是，如果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变糟，我们又怎么能过得更好呢？

巴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斯蒂格利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两党都存在问题，共和党被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意识形态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他们放弃了有关预算赤字和自由贸易的所有原则，正在成为一个带有种族主义和仇外色彩的机会主义本土主义政党ーー这是一种奇怪的演变。

现有体制是倾向于全球化和全球责任的，它在民主党内以一种不那么丑陋的方式展开，他们关注保护就业和提高工资。我希望民主党人能够接受这一点，并在社会保护、平等和就业等方面设置一个更加广泛的议程。如果在民主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进步议程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将能够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管理全球化，而不是退出全球化。

巴伦：你关心的是世界贸易组织。

斯蒂格利茨：现在的重点是保护全球化不被瓦解。世贸组织是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在任何贸易协定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很快，世贸组织上诉法院就会由于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特朗普已经否决了任命新法官。如果他不改变主意，我希望世界其他国家能团结起来，大声说出我们必须提这样一个问题：欧元还能生存下去吗？

答案还是需要追溯到政治。欧元区能够改革吗？如果不进行改革，欧洲很可能会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经济增长缓慢。这会带来很高的超出危机边缘的可能性。下一个边缘显然是意大利，该国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欧元没有给他们任何扩张的空间，而且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正在急转直下。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许多问题归咎于欧元，毕竟在过去，他们还可以调整利率和汇率。

巴伦：你认为欧元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

斯蒂格利茨：一方面，欧洲计划的承诺非常坚定，另一方面，许多人坚信欧元对他们不起作用，即使是在德国的主导下，欧元对他们也不起作用。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单一危机会让欧元倾覆，但是，即使在每一次危机中，如果欧元区国家像希腊一样最终咽下自己的骄傲，接受十年的萧条，它们脱离的可能性只有10%，但随着危机一次又一次叠加，累积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高。把欧元放在其他压力背景中来看，它最终将被终结，移民危机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巴伦：最后，你对比特币有什么看法？

斯蒂格利茨：我们已经有一种很好的货币，它叫做美元。它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储存手段，它是一种很好的交换媒介。比特币不是一个好的价值储存手段，也不是一个好的交换媒介，看看它的波动就知道了。人们喜欢它的唯一原因是它是加密的，有助于逃避和犯罪。如果它因此变得重要，政府将关闭它。它活在借来的时间和技术的亢奋之中。

巴伦：谢谢，乔。

翻译 | 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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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2018年10月12日报道“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Joseph Stiglitz on Why Globalization Is Under Threat”。《财经》获道琼斯旗下《巴伦》（Barron's）在中国大陆独家授权，原创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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