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资源保护自己的未来，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复过去 | 巴伦读书会
文 | 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吉·普拉丹 编辑 | 彭韧
2021-09-07 18:21:59
全球老龄化趋势下的全球化放缓将使未来与过去完全不同。
编者按：一般来说，人口趋势对于社会的影响都是缓慢的，但是经济学家古德哈特看到了一种更加迫切的可能：由于过去30年间人口是造成通缩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逆转的人口趋势将让世界在未来30年再次面临通胀压力。
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都没有为老龄化带来的无数问题做好准备，而新冠疫情很可能会加速通胀的到来，为此，他写下了《人口大逆转》来提醒世界各国政府。本文选自《人口大逆转》后记《新冠疫情后不完美的未来》。
本书英文版主要写于2019年，并且在人们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付梓了。疫情的总体影响加速了我们在本书中概述的趋势。中国将变得更加关注国内，减少给全球带来的通缩压力，通胀本身将比我们预期的更早、更快地上升。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对我们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医疗卫生后果，而是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必要和正确的)政策措施产生的重大冲击，即使这些冲击有可能只是短期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是冷酷的经济学家，他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GDP或者人均GDP，那么应对新冠疫情的最佳方式是什么都不做，完全无视它，任由它发展。新冠疫情主要影响老年人；到目前为止，英国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80岁；相对年轻一些的死亡者主要是伴有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用行话来说是并发症患者。死于新冠疫情的群体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他人的帮助维持日常生活，从而阻止了他们的看护者生产商品和其他服务来增加人均GDP。当时有人认为，约翰逊首相最初的“群体免疫”计划可能使英国的死亡人数在2020年增加25万。不过，与每年近50万的正常总死亡人数相比，这意味着一年内死亡人数增加了50%~60%。考虑到那些可能死亡的人的年龄和脆弱性，2020年死亡人数的增加几乎会被随后10年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完全抵消。虽然人们应该认识到有这种分析，但这种冷酷的政策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没有了体育头条，新闻界每天都在向我们报告全国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因此，隔离和封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正如在危机中通常发生的那样，国际合作让位于国家间的人人为己(sauvequipeut)。这相当于一种自我施加的巨大的供给冲击。这种供给冲击降低了产出，提高了价格。这段时期的需求也不能完全恢复，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一些消费永久性地损失了，如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或者自己在家理得糟糕的头发，即使生活恢复正常，这些需求也不会重来。政府当局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被这场疫情的突然到来搞得措手不及，并迅速采取了限制不必要死亡的恰当措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供给冲击。为减少封锁给收入和支出造成立竿见影的毁灭性冲击(这一目标值得肯定)，政策当局非常正确地打开了直接财政支出和间接鼓励银行向所有现金流有问题的借款人放贷的闸门。如预期的那样，这将减缓收入和支出的下降，不过很自然地，它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在短期内，这种大规模的不利供给冲击带来的通胀影响将被非食品类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抵消，而灾难性的石油价格战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另外，需求会相应下降与之匹配，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永久性的，有的只是推迟了而已。无论如何，当我们购买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突然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时，从2020年3月开始的几个月中，几乎不可能为CPI、RPI(零售物价指数)或者任何其他通胀指数提供合理而有意义的数据，直至接近恢复常态才可以。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之后，随着封锁解除、经济复苏接踵而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正如许多战争的后遗症一样，答案是通胀飙升，通胀很可能在2021年超过5%，甚至达到10%左右(假设疫情在2020年底得到控制，而控制疫情花费的时间越长，随之而来的实际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恢复就越弱)。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时，也发出过关于通胀的预警。那些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现在有可能成真?原因有三。第一，量化宽松的设计意味着大部分注资仍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留在银行体系内。它们永远无法渗入影响通胀的更广义的货币总量。今天的政策措施是注入现金流，这将直接提高更广义的货币总量。第二，全球经济恢复到疫情暴发前产出水平的速度。经济复苏越强劲，这些注入资金的政策看起来越顺周期。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已经从对外输出通缩的国家，转变为现在更加中性，未来通胀会越发严重的国家。那么当局的反应会是什么?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它们会说这是暂时的一次性现象。第二，货币当局会说，这正是非常希望的一种情况，是对之前几年未达到的通胀目标的一种再平衡，可以与平均通胀率或价格水平目标完全一致。第三，疫情冲击如此之大，将失业率降到2019年的水平需要时间，而且大量行业(航空公司、游轮、酒店等)可能仍处于困境。2020年以如此广泛的方式扶持企业之后，在2021年又让它们因利率上升和财政紧缩而倒闭，这有什么意义吗?无论如何，借贷游说团体(政府、行业、抵押贷款者)在政治上比储蓄游说团体强大得多。但是，如果要(迅速)制止这种通胀上升，那么一些人的实际收入就必然遭受损失。那可能是谁呢?过去30年来，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停滞不前。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其归因于由全球化和有利的人口因素造成的巨大的正向劳动力供给冲击。除非工人降低他们的要求，否则雇主将威胁把工作岗位转移到亚洲，或者威胁让更多合适的移民来到本国；这是一个可信的威胁。特朗普式的政策、民粹主义、移民壁垒以及现在的新冠疫情综合起来，已经削弱了对工人的威胁。议价能力的天平现在正转向工人，而不是雇主；当前更加社会主义的政治趋势正在强化这一点。只要经济复苏发生，工资趋势就会发生变化。尽管在通胀出现“暂时性波动”的背景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呼吁不要急着涨工资，但届时工资很可能仍会赶上甚至超过通胀。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供给冲击，将标志着过去三四十年的通缩力量与未来20年通胀再起之间的分水岭。输家将是储户、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那些主要金融资产为现金的公司。在财政上，保护养老金的实际价值不受通胀侵蚀将不再可行。为了应对2007—2009年的过度债务危机，当时鼓励所有借款人(银行除外)承担更多的杠杆和债务，这一行为的愚蠢之处将变得显而易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通胀将大大高于我们的政治领袖能容忍的名义利率水平。非金融企业和政府中的过度债务将被高通胀稀释。由于在全球化逆转和就业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实际增长放缓，负的实际利率很可能是出清经济所必需的。即使各国央行会对更高的通胀感到不安，它们也必须意识到，债务水平的持续高企仍使经济十分脆弱。如果它们试图在这种背景下提高利率，将面临政治上的阻力，甚至可能威胁到它们的独立性。只有当债务恢复到可承受的水平时，才可以加大对通胀的治理力度。下一次，我们是否可以按照理想的方式(如第11章和第12章所述)改良资本主义，这样就不至于每次经济陷入困境时只能靠举债来饮鸩止渴?在过去几十年中，任何此类的通胀效应都必须面对中国融入世界带来的通缩效应。然而，中国不再是全球通胀的拦路虎。2018年特朗普总统贸易战之后的艰难地缘政治形势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变得更加棘手。各国政策变得越来越内顾，全球物质资本可能会紧随其后，尤其是在涉及中美两国争夺的战略要塞，即全球技术主导地位。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中国必须从现在起主要依靠国内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从经济上讲，保护国内经济已成为首要任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意味着必须确保稳定的经济和就业。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的财政扩张将要求它利用自己的储蓄池。就中国而言，这可能最终意味着要利用国有企业的大量储蓄，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储蓄一直是中国国民储蓄的主要来源。无论哪种情形，中国都有资源保护自己的未来，但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随着去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人们会把世界看作不同地方实体的集合，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全球化趋势的放缓会与各类冲击在全球的传播完全保持一致，特别是当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对老龄化这一共同冲击时。当这本书最终出版时，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Stansburyand Summers)发表了一篇重要且相关的新论文，题为“工人力量下降假说:美国经济近期演变的解释”(NBER工作论文27193，2020年5月)。这篇论文和我们一样，非常强调工人议价能力的下降，并且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研究相似，并支持我们的结论。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他们否认这种议价能力的下降是由于全球化。关于工人的议价能力，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引用彼得·肖特等人(Bernard、BradfordJensonandSchott，2006)的研究论文《适者生存:暴露于低工资国家和美国制造业工厂的(不均衡)增长》(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以及他们的其他研究(PierceandSchott，NBER工作论文18655，2012年12月)。令人惊讶的是，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没有参考后者。这些论文表明，在那些从低工资国家进口增长最明显的行业中，工厂和就业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但是，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接着认为，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这种竞争将导致“资本回报率随劳动力租金的下降而下降，同时该行业的总租金(利润加上劳动力租金)将会下降”。然而，有的公司总部设在低工资国家，只有当来自国外的竞争采取销售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这种形式时，上述情况才会发生。与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的观点相反，全球化主要采取了公司驻地于发达经济体的形式，即美国将商品或服务的物质生产外包到国外，但保持对最终销售、整体基础设施、资本、管理技能和知识产权的控制。事实上，皮尔斯和肖特(2012)提供的微观经济证据非常确凿地表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意外快速下降”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在iPhone生产中占据了整个供应链的大部分，但苹果的总部仍然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国企业的崛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它们在占据国内市场方面做得远比占据全球市场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预计，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相对于那里的劳动力租金会上升。因此，我们认为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对全球化的假说验证完全错了。相反，他们只能说明，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的驱动力是商人越来越冷酷无情。的确，商人更为无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可以把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从而削弱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全球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大幅上升。当全球劳动力在未来几十年里出现萎缩时，这一点仍然适用。总而言之，由于这场疫情，一个通胀会来临的不完美未来将来得比我们预期的更快。全球老龄化趋势下的全球化放缓将使未来与过去完全不同。
（本文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提供或赖以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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