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从事金融业的女性而言，这是个怪诞的时代。当然，过去一直如此。但最近几个月，随着一场要求为性骚扰和性别歧视行为负责的运动席卷了各行各业， 性别问题如同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愈发无法忽视。

 

听听一位金融工程师现身说法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她的出身背景稍有不同。2000年，简·巴肯(Jane Buchan)与人共同创立了太平洋另类资产管理公司（Pacific Alternative Asset Management，缩写Paamco）。去年8月1日之前，她一直负责管理这家公司。

 

之后，她关注运作了一只新的基金，这只基金在2019年1月1日从公司中独立出来。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巴肯就在金融界中摸爬滚打——在华尔街、在卖方、在学校做教授，她将为我们带来关于这个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的独到见解。

 

我们与巴肯和她的同事——联合创始人兼投资组合构建负责人朱迪·波斯尼科夫（Judy Posnikoff）以及全球研究丽莎·弗里德曼（Lisa Fridman）进行了座谈，弗里德曼同时还是公司伦敦办公室负责人。

 

我们从未以少数群体企业身份进行进行竞争，这会带来伤害，因为正是因此这样，人们才认为女人不能够和男人同台竞争。

 

巴伦：谈到性别问题，我们应从何谈起？

 

巴肯：我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和数据打交道，得以观察到很多事情，可以看出来哪些事情不合理，它们之间也没什么相互的关联。两三年前，每个人都在说女性更胜任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位。美国对冲基金研究机构HFRI，也曾制作了一些数据证明女性的表现更好。但这并没有太大道理。我们赞助了大学教研人员妮可·伯伊森（Nicole Boyson）和拉杰什·阿加瓦尔（Rajesh Aggarwal），让她们去调查对冲基金行业中的女性。我们的想法是，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做这件事。学术方面工作可怕的一点是，要花很久才能完成工作。好的一方面是，当你进行同行评审程序时，很多人会仔细审查，当你发布数据时，这些人还会继续进行仔细的审查，因此如果数据调研做得粗糙是会被发现的。

 

所以，她们浏览了全部的已知数据，找出所有产品经理的名字，期待每一个亨利背后都是个男性，而每一个爱丽丝都确实是个女性。有一天她们打电话给我：“我们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男女之间并无分别。”而我的反应却像这样：“太棒了！这简直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得知男女的投资之道并无差别，我非常高兴。”

 

但是，她们说，一个不太好的情况是，为了能够执掌同样的资产管理规模（AUM），女性的投资成果需要比男性多出将近100个基点。所以我们停止讨论这些无用的东西吧。人就是人。让我们去解决真正的问题。Paamco一直与管理规模小、入行时间短的资产管理经理合作，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Paamco能够存活。现在我会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你。如果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个成功的基金经理的形象，你会怎样去描述？这个经理会是什么样子？

 

巴伦：他佩戴名贵的腕表，他穿着得体的套装...

 

巴肯：他是个白人男性，戴着名贵的腕表。他很可能来自高盛（Goldman Sachs，GS）或其他两三家大公司...

 

巴伦：之前应该在哈佛（Harvard）或者沃顿（Wharton）上学。

 

巴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的确看上去是这样子。但我敢打赌——尽管我没有进行过测试——把资产管理规模真正做大是另外一群人。

 

对于一些业绩表现非常出色的经理，客户总是会说：“我想见一见他。”而我们总是想说：“我们想要提醒您更多去关注数据和各位经理的投资成果。不要总去想他们长什么样子！”这才是症结所在——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有各种偏见，而正是为了证实这些偏见，他们需要更多证据支持。

 

在这里我要直言一句：在Paamco成立的最初五六年里，虽然公司主要由女性执掌，但我们也从未以少数群体企业（编者注：少数族裔、女性、退伍军人在公司股东或经营者中占比超过51%的的美国企业，美国政府针对这类企业有优惠或激励政策）身份争取生意。我们认为这会带来伤害，因为正是因此这样，人们才认为女人不能够和男人同台竞争。

 

一个男人拍案而起：“我再也受不了了！”大家对此的看法都是：“你看看这才叫领导力！”而如果是一个女人这样做了，人们多半会认为：“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没有吃早餐吗？是不是早上和丈夫吵架了？”

 

巴伦：从数量的角度去阐释金融界中的女性现状，结果很尴尬。

 

巴肯：以下我谈到的问题极具争议性：我认为由于偏见的存在，对于女性的指导和培养有时候可能需要以不一样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这样的场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出现过多次：一个男人拍案而起：“我再也受不了了！”大家对此的看法都是：“你看看这才叫领导力！”而如果是一个女人这样做了，人们多半会认为：“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没有吃早餐吗？是不是早上和丈夫吵架了？”

 

巴伦：公司会砸钱去培养他们，而对你，则只会问问你是不是正在经历生理期。

 

巴肯：正是这样。他们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巴伦：你们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吗？

 

巴肯：没有。但我更愿意直面事实，想办法处理好。

 

巴伦：它能够改变吗？

 

弗里德曼：这又要说回到偏见的问题上了。我们需要从方方面面警惕它。不过随着参与其中的女性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其实正在改变，比如说，如果你个人曾经经历过这种偏见，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下次其他人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有所察觉。所以说还是有希望的。

 

巴伦：你们确实感觉到更多的女性开始拥有话语权吗？

 

巴肯：从统计学角度讲，她们或多或少都有——60%的女性从高等院校毕业。同时在工作能力上也没什么差别。

 

波斯尼科夫：但在金融专业领域你却感受不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医生，现在兽医几乎全部是女性。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选择。当你去观察一些普通的家庭，他们和投资这一行没有一点关联。他们不认识做投资组合经理的女性，但他们认识做医生的，做药剂师的，因此她们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有着相似科学或者数学背景的人。Girls Who Invest（编者注：一家致力于培养女性资管人才的非营利组织）、100 Women in Finance （编者注：连接金融和另类投资领域专业女性的全球性组织）……所有这类组织都传递了一个信息，让年轻人知道这也是一条职业之路。

 

当我在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当教授时，我教授三门技术含量最高的课程中的两门。在那里，我才知道榜样是多么重要。

 

巴肯：在上世纪90年代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我的学生曾觉得我很烦人，因为每个月我总是拿最新的《时尚》（Vogue）杂志来看，这杂志实际上有一个金融专栏。这个专栏早就不存在了，不记得专栏是谁写的了，但写得非常精彩。因为是发在这种时尚杂志上，所以写得深入浅出，就好比在谈到讲“平均成本法”这种略微艰深的话题时并不是一上来就讲概念。

 

巴伦：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情况，比如有人上来就给你讲概念：“你每花一美元……”

 

巴肯：我侄女高中学统计学的时候患上了数学焦虑症。为了试图理解什么是标准差，她崩溃到大哭。而我则安慰她说，没事，我来教你标准差。穿上外套，我们到百货店Nordstrom’s去。

 

“我们去Nordstrom’s学标准差？”

 

“没错。我们就是要去Nordstrom’s学标准差。”

 

我们来到卖鞋的柜台，然后我说，好了，现在在这逛逛，告诉我鞋的平均售价。我则带了本书看。30或者35分钟之后，她说：“我认为大约是50美元。”非常好。现在去找出售价最贵的15%是多少钱。大约15分钟以后她回来了，说差不多是100美元。然后又去找了最便宜的15%，得到结论大约30美元左右。我们突然间可以讨论什么是偏斜度了，数据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我们也可以聊聊什么是标准差了——这是她自己亲身实践的结果。我告诉她现在可以将数据套用到公式里了，不需要再跑来跑去地数数了。这个问题以这样的方式令她茅塞顿开。

 

当我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塔克（Tuck）商学院当教授时，我教授三门技术含量最高的课程中的两门。在那里，我才知道榜样是多么重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塔克商学院就有约30%到35%的教职工是女性。在我教这两门课之前，有10%是女性。我取代了一个男教授的位置，使得这个比例变成了30%。当我离职以后，比例又下降了。

 

有趣的是，来上课的女性一般都表现很好，然而其中只有10%是真正优秀的。人们总是一眼就能发现那些真正出众的女性。因为我是老师，一些原本准备拿B或者C成绩的女生进了我的班。但换成是男老师时，一切又会变成老样子。这是真正的问题之一。

 

我教授固定资产和高级期货与期权两门课。如果你没学过这些核心课程，你的华尔街之路定困难重重。这意味着你都没有掌握最基本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Girls Who Invest这样的组织非常好，因为我们让女性走入校园，给她们讲授金融知识。很重要的一点是，她们必须在我们组织的暑期实习中进入一些业务岗位。不是市场部、人力资源部，也不是法务部，而是投资组合管理部门。之后她们可以回到校园，这段经历对她们而言非常值得一提。

 

——End

 

---

 

翻译 | 米萱

审校 | 郭力群

编辑 | 赵杰                     

编审 | 康娟

 

《巴伦》2018年12月31日报道“Jane Buchan on Women in Finance”。《财经》获道琼斯旗下《巴伦》（Barron's）在中国大陆独家授权，原创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投资建议不代表《巴伦》倾向；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